创修、续修族谱，尤其是续修族谱，会遇到重重困难，宗族需要一一克服，始能如愿蒇事。续谱所面临的难题，归纳起来有三种，即族人是否乐意修纂，能否齐心合力；经费有无来源，是否充足；宗族有否编修人才，能否解决编辑过程中产生的技术问题。
一、修谱人心不齐措施
人心不齐的情形，在族谱的序跋中多有记叙。广东兴宁胡永禄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与族人议论续修族谱，欲将旧谱未刊稿本先行刻印，以求久远保存。“孰知人心异古，事不由中，欲成者十之三，不欲者十之七。”不赞成者竟然达到七成，可见人心不齐的严重程度，究其原因，是此谱为“下房”属稿，其他房分不乐意。这是房分的利益，造成人心不齐。直隶盐山郑氏族人希望塾师郑云龙修谱，他犹豫不敢应承，原因是“谱未易修也，修谱非一人私意”。他认为族谱书写的内容，不可以徇私意，自作裁断，比如高祖以上之事迹无可考据，无从执笔，若自高祖写起，对高祖以上的祖先不公正；族内人员情况掌握不清楚，难免出现漏载之弊；应当善恶并书，由此就会得罪人。没有执笔人的“私意”无法书写，有“私意”则众人难于认可，也是人心不齐的一个原因。还有族人怀疑修谱人不公，致使各房事情在族谱中反映不一，出现偏轻偏重现象。沧州吴虞臣意欲修谱，族人中“犹有以修谱为多事者”，不支持他，他很不理解，在他看来修谱是家族的神圣事业，居然有人以为是“多事”，乃责怪人家“不知其存心何也，岂人情乎”“多事”之说，反映人们对修谱必要性缺乏认知，是不懂得族谱的价值。
至此可知，所谓人心不齐，有三种因素：各房分在宗族内的地位不同，弱势房在族谱中的记录也会不多，感到没有光彩，从而不乐于修谱；一些族人对修谱的意义不明了，因而缺少热情；修谱者做不到公正与事，不可能尽如人意，有能力编辑的族人畏惧谗言而不敢执笔。
宗族要克服修谱障碍，端在选择有公信力的撰稿人，有赤诚公心，不谋本人、本房私利，热衷于族务，有威望，为族人所信服。他们能公正从事，反对者也就说不出话了。湖南汉寿盛氏宗族的秀才盛元音有志修谱，族人命其主修，并云：“非有公正不私之志不足以服人，非有鸠工庇材之能不足以成事，汝读书有素，谙练经史，续修之举诚能胜任而无难也。”（他遂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撰成族谱。安徽祁门陈氏对纂修者特作规定：修谱责令儒生正人秉笔，毋许苟且偏徇，有伤族义）。选择有公信力者是解决人心不齐的有效方法。解决人心不齐的另一个方法是依照公众认同的方法编写族谱，如平定州张氏续谱，主事人表示遵守老谱成例：谱中所未载者，从而续之；凡增补嗣续一遵旧谱之成规，不敢少参以己意。修谱难，诚然使得一些宗族不能修谱，但是上述各宗族虽然说难，但都克服了困难，将族谱续编成功。
修谱由权威人士主持，令资料来源、编辑、出版有了保障。参与族谱编纂的人员，在宗族地位方面，有族长、耆老；社会身份上，则多为有功名者，做官人、塾师、读书识字者。南丰黄氏的宗谱，到雍正朝已有百余年未加续修，雍正十年（1732）是大比之年，各支派绅衿在秋闱之后同至君陵大祠，住宿三日，议定第二年重修大宗谱，绅衿返回各自村庄，会同族人相商，皆“惟命是从”，乃续修成功。定兴鹿氏于乾隆十年（1745）、嘉庆八年（1803）、光绪二十二年（1896）三次修谱，均由官宦纂辑，最后一次的主撰为鹿传霖，其时彼为四川总督，后官至大学士。平定州张氏乾隆十一年（1746）修谱的主纂张大典，系郡庠生，与事者有贡士张纯修。道光二年（1822），洪洞李兰，系贡生、儒林郎候选州同知，鉴于族谱未修，乃与族人合谋，撰成族谱。同治四年（1865），由监生李绥来、敕授儒林郎候选州同知晋来、监生鸿来合力修成续谱。广东宝安鳌台王氏，清初修谱者有司铎王杏村；乾隆末重修，则有主政璜州、孝廉王峙衡、明经王瓒等人。乾隆十五年（1750），江西永新欧阳氏续修通谱，首事中多有生员和官员，庐陵支参与者有邑庠生六人，国学生三人，郡增生二人；安福支与事者，有广丰教谕；萍乡支有国学生二人；浏阳有国学生一人；宜黄有举人知县；攸县有邑庠生一人；湖北有太学生二人。光绪间，宜黄《棠阴罗氏永二公三修房谱》之校订人皆功名人士，有太学生、郡附生、童生及从九品衔者官宦、功名人士、族长、族尊社会地位高，经济力量相对也好一些，童生、塾师有文化，受人尊敬，由这些有威望的人主持修谱，具有权威性，族人易于遵命，是修谱成功的保证。
二、修谱经费的妥善筹措
经费问题设若不能妥善解决，族谱必定难修。福建鄢氏二百年未修谱，原因在于缺乏钱财。所谓“吾家之志修谱久矣，每以经费难集而不果”。同治十三年（1874）十月朔，祠堂祭祖后，饮胙间众人决意修谱，于是设谱局撰稿，不惜花费，到光绪五年（1879）修谱成功。婺源孙氏有湖溪、繍溪房派之分，因修谱经费摊派不公，未能合修族谱。同治九年（1870），繍溪派找到湖溪派，倡议联合编修宗谱，但含有格外勒出经费之意，湖溪派识破其意，坚辞不就，而后商诸族众，另修本房派的宗谱”。鄢氏二百年才能修谱，孙氏仅修支谱，皆因经费筹措不易，或怕被他人讹诈勒索，一句话是费用问题，解决得好，修谱就能克服此种障碍。
经费来源，约计有四个方面，一是宗族公有财产，二是向族人摊派，三为族人认捐（乐捐），四系族人或房支认购族谱或族谱中部分篇幅的成本费。
宗族有公共积累者，可提供全部或一部分，如乾隆十一年（1746），平定州张氏修谱成，因缺乏经费未能刊刻，到五十年后的嘉庆元年（1796），族人以祖遗地四亩半历年积租利钱十余千，张如辂出钱十余千，刻板成功”。这是族产收入和族人乐捐将族谱雕版。
摊派亦有其法，或按丁，或按房，或两者结合。因为各房人丁不等，在族谱中所占页面不一，故经费不便划一均摊。为了摊派，宗族预造族人丁口册，按丁口向族人派钱。安徽绩溪邵氏所制订的《修谱条议》规定：“男女丁口应由众立总簿，各房立分簿，先令各房开造丁口齐全，然后汇列总簿，以便按数酌派丁银，既无遗漏，又昭公允。”婺源詹氏开局修谱，其光绪年间的《局规》，采按丁收费之法：丁费，每丁敛洋银一圆；发放红格本，由各房派清查丁数，当即缴一半费用，以为启动经费；编辑时如数缴讫，然后镌板。各派丁费必须亲自送局，由局给发骑缝收票，并盖经收人戳记以杜弊窦。局费浩繁，如丁费不能接济，各派随时增补，俟领谱时总算。道光间，湖南湘乡匡氏续修族谱，按房派交钱：谱费每房派钱若干，订期送入谱房，不得延挨。领谱另行交费，每册定价钱二千文，各房经管人应先按每册送交一千文，以便办纸，预定册数由各房自定。预订之后已定者不领，无钱退还；后来想增订而无多余谱书可供给的，不得闲言埋怨。池州仙源杜氏采取日常注意族人登记和生子之家交钱登入草谱的办法，积累修谱经费。具体办法是：各房须立草谱，每年正月初十日管祭者请房长数人至祖堂，凡有生卒葬嫁娶应载入谱者，令其报名填入，娶妻、生子之家著出钱百文。
劝捐。道光九年（1829）直隶东光马氏修谱，出重资以垫谱费者不下十余人，其余族中稍有力者亦竭力捐资，毫无吝色。道光间平定张氏采取劝捐修谱方法。该族主事人深知修谱是合族公举之事，理宜计丁敛钱，然而族人贫富不等，殊难划一，因取劝捐一法，希望“族中贵者、富者、富且贵者轻财重义，勿生吝心，大力襄助，上慰先祖之心，下获取合族人之称赞”。劝捐被族中父老子弟认为盛举，各量力输财，足够剞劂之费。南平麟阳鄢氏修谱，经费由各人自愿捐纳，一两到一百两不等。劝捐常常与摊派同时并用。同治十三年（1874）绩溪胡氏在太平天国战争之后续修族谱，即采取认捐与摊派两种形式集资，有特殊需要者另行出资。因为兵燹之后，流离迁徙，生丁式微，丁费不足敷用，仍藉各房派量力捐输，捐献人名载明谱内，以志不朽。如若子孙要给先人名下增写赞语，准其另刻墓图、容像及诰敕、行状、文集序言，刻工纸价俱系自认。光绪间婺源、浮梁三田李氏修谱，谱内载有捐输房派和银两数目，在婺源、浮梁、黟县、池州、九江彭泽及浙江严州遂安各房派捐纳纹银十两至百两不等。
有了来之不易的经费，还需要精心管理和节省开支。宗族开设修谱局，对收支各项事务，总需未雨绸缪，如造预算，制订摊派、认捐、预定谱页办法。正如绩溪邵氏《修谱条议》所言：“兴举大事必筹经费，应先将用款若干豫大数，然后酌量筹费，庶出入相准，不至亏空，致误正事。”宗族对修谱银钱收支管理极其认真，细致严谨，出入立账，专款专用，监督严明。邵氏对修谱经费的管理规则：修谱银钱分立“本派”、“外派”二簿，每派账目又须分房登记，以便检查；经手银钱，所有收存、出入账目，委派精明妥慎之人分别管理，每月结一大总，另派公直者二人逐加稽核；倘有短少，经手者赔偿，如无错误，即于结总处盖一图记以表无私而昭大信；银钱汇存妥处，每封记明实数，当众加盖图记存入公匣；另立出入账目大总簿，置公匣内，每月应集众盘查一次，以示慎重公款，且杜挪移擅用之弊。
经费开支，主要在雕刻工匠和纸张费用，编辑人员调查路费、薪水及应酬费也占一定分量。嘉庆间黟县南屏叶氏修谱，预算刻工、纸张费用，并早日订购制谱原材料，其《修谱事宜》云：谱用聚珍字版，谱司系婺源人，先立定议单，定明工价；谱纸采用青阳县隔山杨西冲地方甘维翰槽，一百斤约一万一千张，其价足钱二十三千八百文，一张作谱一页，须先期定槽，拣选白净，免致临时受急；尽量节约开支，支丁到局司事，公局不设伙食，惟备茶水，免致多费。修谱、发谱，都要祭祖酬神，亦有一笔支出。光绪十四年（1888）江西玉山张氏谱局资金的来源与使用情形是：族丁一千五百三十六丁，每丁均派大钱三百文，族谱刷印共六十二部，每部作价大钱三千四百五十文，除宗祠存留一部，由族人承卖，故丁钱、谱价两项共纳大钱六百五十七千四百五十文。给主修薪酬大钱六十三千文，副修共大钱二十三千文，协修、帮催、谱纸笔墨胭脂绸线共大钱一百三十三千二百四十三文，伙食共大钱一百四十九千九百九十五文，杂用大钱五十千九百七十五文，谱工给资大钱一百五十二千一百九十四文，膳夫工资大钱二十一千五百四十四文，另有建醮费用。从清单可知，丁钱是收入主要来源，占总收入的70％。支出占第一位是工价，第二位是伙食，第三位为纸张。工价、纸张费用之多是当然的，而吃食居第二位似不近情理，然而宗族认可。广东南海九江朱氏修谱，宗人、朝议大夫奎元兄弟愿任脯糒剞劂之费，书成，实费银二千二百两有奇。修谱经费是一笔巨大数目，非藉众力和有钱者赞助不可。
三、修谱资料的搜集与体例书例的完善
修谱还有两种难题，即资料的缺略并难于搜集，编辑方法的得当与完善极为不易。光绪十九年（1893）零陵龙氏第五次续修族谱，认识到“续谱难，续族谱尤难”。所说的“谱”、“族谱”，令人不易理解，其实前面的“谱”指小范围族人之谱，即五服内外族人之谱书，后面的“族谱”中的“族”，指一本之人，是始祖、始迁祖的后人所形成的群体，成员远远超出五服范围，“族谱”系合族之谱。续谱、合族谱，包含的人员众多，人多情况复杂，从修谱的技术层面来讲，自然增加难度，例如众多的族人之间服属疏远，情谊不浓，辈分易紊，世系不易考辨；人数多，里居散落，每家每人的资料难于搜集齐全和准确。
对族人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宗族在修谱人员的分工中予以妥善处理。搜集素材有两种方法，一是宗族将人丁登记的事务交由房支办理，前面已经说到修纂之始，宗族为摊派而制造丁口册，此事往往让房派操持。二是宗族谱局派遣采访人员，专门进行有关族史资料的调查。
两种渠道所得材料由谱局人员核实、汇总。宗族修谱的谱局，从倡修、监修、主纂到分修，是个完整的理事班子。江西清江聂氏重修族谱与事者分工是：倡修、增订、校阅、缮书、对读、监修、办理、搜山；四修分工：倡修、校正、缮写、对读、经理、敛费。增订、校阅、校正是搜集与核实资料，搜山也是调查资料，对象是祖坟及其附属山地房产。道光八年（1828），湘乡匡氏修谱，合族设主纂、秉笔、校阅，各房设房职、造册人，各司其职。造册人就是登记丁口册，内容包括人名、性别、年龄、排行（老几）、父母或子女，以及功名，这样就有了族人的个人基本资料。同年，江西浮梁刘氏修谱，设置首事有督修、族长兼同督修、纂辑、汇编、参会、校阅、增采、校核、校录、图集、支稿、校事。增采是搜集新材料，图集是绘制祠堂、坟山图，校阅是核对资料的准确性，汇编是汇拢各房支材料，纂辑系汇总各方面的材料，而不只是人丁资料，是主编。
族谱的体例、书例的疑难问题，不是一个宗族一次修谱所能解决的，而是各个宗族在反复编写中积累经验，逐步有所前进，并由学者讨论、总结，而后形成比较完善的体例与书例。疑难问题是：如何真实记录宗族历史，书写什么，不写什么，怎样表达？族谱在世系表、世系图的内容之外，宗祠、祖坟、族规、艺文等专门内容要不要反映，这是体例的事情；对于涉及礼法、伦常的事情，如女性、再婚妇女、义子、嗣子如何写法，不肖族人要不要记录，是否只书善，不书恶，这些是书例讨论的事情。乾隆间《四库全书》总纂、尚书、河间人纪昀的《景城纪氏家谱序例》和咸丰间南海人、知县朱次琦的《南海九江朱氏家谱序例》，集中地表达清人纂修族谱的理念和体例、书例规范，为许多宗族续谱所采用。族谱体例逐渐向史书、志书看齐，出现史志化倾向，在世系之外，传志齐全，到明代业已定型。清朝前期湖南安化人陶必铨为石井刘氏宗谱作序，讲到该谱的门类，容纳有宗族世系总图、房派世系图、宗族居址、祠堂、祖坟、祖宗画像和赞文、祖宗格言、祖宗功德传记、族规家训等。又说这是运用省郡志例，“其用力勤矣，其树义精而垂范远矣”，明确指出刘氏纂修宗谱，模仿地方志体例。族谱具有了与纪传体、方志体史书类似之体例，即有志、传、表、图。因此人们对族谱名称，使用“家乘”一名频率加大。族谱之“谱”，本意是记叙家族世系，故“族谱”主要反映宗族系谱，宗族史的全面内涵虽然按照习惯仍可用“族谱”来表达，不过有的人觉得有点缺憾，而“乘”是史乘，记录历史的庞杂内容，运用“家乘”一名，表示拥有类似志传表图之宗族史著述更为贴切一些，此乃清代以来族谱常用“家乘”名称的原因。族谱体例完备，容纳宗族史的材料大增，故而内容丰富。写家谱，对于宗族中出现的坏人坏事，有善恶并书与书善不书恶两种主张和做法，但以不予记载为多，产生削谱法则。对于不符合婚姻伦理的女性（再嫁妇女），上谱与否及如何写法，各个家族处理方法不尽相同，然而在观念上则为一致，即以女性贞节为准则，失节者削，节烈者书；传宗接代观念也在起作用，妇女有生育，妾亦书，无出则再嫁妇、妾失去上谱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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