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尊祖敬宗与传承家族传统：家谱凡例反映出家谱纂修宗旨的时代差异。
家谱是受到宗族高度重视的族史文献，也是宗族组织进行“谱法劝惩”的教化文本，每次纂修都要确定明晰、规范的纂修宗旨作为指导，因此，修谱宗旨可以看作是宗族思想、灵魂的折射。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家谱纂修宗旨必然具有强烈的时代特点。在中国传统社会里，虽然严格意义的宗法制度在西周末年已经开始瓦解，但是父系单系世系原则、家族制度以及“家国同构”的宗法社会生活方式却沿传了下来。其中，家族制度是宗法社会的显著特征，而家族制度的维系往往依赖于祠堂、家谱和族田三个主要要素。家谱作为家族的档案、经典和法规，详细的记载了家族的历史发展过程，因此，家谱往往得到宗族组织的高度重视，“家谱与国史无异，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也”。一个宗族若想记载其发展历程，并在实际生活中发挥其功能就必须不断的纂修、续修家谱。
确定纂修宗旨是家谱纂修活动的第一步，家谱能否起到凝聚人心、控制族人、维系宗族制度的作用，关键在于它遵循什么样的纂修宗旨去纂修。由于家谱的纂修要受社会环境、宗族自身发展等多方面的影响，所以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的宗族组织的纂修宗旨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中国传统社会是典型的宗法制社会，人们具有强烈的宗族观念，因而家谱纂修活动以宗族为核心，强调尊祖敬宗、加强宗族团结、强化宗族观念。因此，传统家谱的纂修宗旨可以概括为“尊祖、敬宗、收族”。例如清乾隆三十九年《汪氏宗谱》凡例在表述其修谱宗旨时说“谱牒之修者，考其本，稽其源，尊祖、敬宗、收族之所思也，而谱书之所作，使□者以萃之，离者而合之，远者近之，疎者亲之。谱图于族，岂不重哉”。可以看出，汪氏家族秉承了“尊祖、敬宗、收族”的宗旨进行家谱的纂修活动。又如清光绪二十年《梧川汪氏宗谱》凡例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作者曰：“人生一本，方其始相维相系，情谊未尝不笃，逮世愈远则谊愈疎，迁愈繁则情愈隔，然溯其初犹是一人之身也。故谱以维之，使知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一本之意，每念不忘，人人兴起其仁孝友恭而已”。作者认为家谱纂修的作用是使族人知道自己的来历，这样即使时间流逝，世系繁衍，人们之间的血缘关系疏远了，但是思想上却不能因此而丧失“一本之意”，应该追溯共同的祖先，这样就会使族人能够获得同族意识，从而强化宗族观念，使之凝聚成一个团结统一的宗族共同体。在传统社会里，宗族往往作为一个以维护宗族利益为核心的宗族共同体出现在村落生活当中，与其他宗族组织或官府机构发生关系，因此宗族内部的团结对于共同体本身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有时宗族是否团结能够直接影响一个宗族对社会地位的占有。而“……族谱是家族的历史文献，也是家族现实利益的依据与家族行动的规范。有了族谱就可明白世袭源流，就能团聚家族成员，从而保证家族组织的稳定发展”。宗族组织为了使族人强化宗族整体意识，加强宗族内部团结，同时也为了提高宗族共同体的外部社会竞争力，宗族组织必须按时纂修家谱。同时，家谱纂修活动的最终完成，也意味着以宗族观念为核心的宗族价值观念的实现。
２０世纪八十年代之后，随着社会环境的转变，一些地区民间修谱活动逐渐得到恢复并形成一种社会风气。从中国谱牒史上看，这段时间所纂修的家谱在传承传统家谱思想、内容的同时也进行了大胆的革新。其中，家谱纂修的宗旨、文化价值观念方面的变化异常显著。许多家族在慎终追远的传统家谱思想之外，开始从新家族文化的角度入手重新定位家谱的社会地位与价值取向，并赋予家谱多种新的社会功能。
传统家谱凡例规定家谱以记载家族血缘发展脉络为主，其纂修宗旨是使族人尊重祖先，和睦族人，这样有利于团结族人，壮大宗族共同体的力量。与之相对，新时期家谱纂修的价值取向在传统家谱思想框架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开拓，开始朝向更加开放的现代思想发展。例如《龙溪冠阳应氏志·凡例》第一条指出“本届修谱的宗旨：反映时代风貌，顺应社会潮流，保存氏族文献，弥补国史不足，上述祖德，中联宗亲，下启子孙”。可以看出，应氏家族纂修家谱的目的可分为两个方面，首先是维系宗族血缘。世系血缘思想是传统家谱的主要思想，也是新家谱的重要思想之一，因为血缘关系是宗族共同体认同和团结的基础。同时，传统家谱对家族血缘发展历史的记录的目的是获得宗族认同，促使族人紧密团结在宗族共同体周围，加强宗族的整体凝聚力和竞争力，但这并非新家谱对于血缘关系认同的目的。当代家谱重视世系的主要目的是满足人们溯本追源的心情，同时也增强族人间的亲情感，使家谱的纂修起到沟通宗族亲人感情的作用，例如《漳浦与台湾陈氏综合族谱·凡例》指出纂修陈氏家谱“旨在沟通海内外亲人感情，适应寻根认祖的需要，以发扬光大中华民族文化，增进联谊，加强团结”。可以看出，陈氏家族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纂修家谱，但赋予它增进宗亲联谊的新功能。沟通亲人情感、寻根认祖所依赖的都是共同的血缘关系，因此可以说血缘纽带仍然当代宗族共同体认同的基础，在现实生活中血缘关系仍然是人们重要的社会关系。
不同历史时期，人们都重视血缘关系的重要性，但是传统家谱重视血缘关系的目的是强调族人要团结在宗族组织的旗帜下，形成纵向的宗族共同体，族人按照各自位置整齐排列。我们可以认为在传统宗法思想的影响下，“……社会结构以宗族为基本单位，每个社会成员依据与生俱来的血缘关系确定其在宗族中的位置。对于一般家族成员来说，他们很少有个人的权利，他们的个性几乎全部淹没在血缘宗族中……”。而新家谱重视血缘关系的目的既有对自己祖先的尊崇，同时更要沟通现实族人之间的感情，突出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友好的、平等的团结互助关系，提倡建立新型的现代宗族伦理思想，为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做出贡献。当代人对于宗族血缘关系的认同，传统文化因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当代人也在试图开发血缘亲情关系新的社会功能。宗亲间的相互交往，除了建立在共同的文化认同基础上的情感交流之外，有时也可以在经济、信息等方面相互沟通帮助，“宗族、宗亲是一种社会资源，人们可以因各种需要而加以利用”，例如《龙溪冠阳应氏志·凡例》第四条指出“弘扬精神文明，……凡我族人在抓经济建设的同时，应注重精神文明建设，宜念同理连枝，血缘一体，患难相扶，济危解困，荣辱与共”。经济交往是宗亲交往的一个重要方面，但这种交往建立在血缘认同基础之上，并且以加强宗亲感情联系为目标，与纯粹的经济利益关系存在明显区别，因此我们不妨将经济交往看作是情感交流的一种手段和方式。
其次，新时期家谱纂修也体现了新时代宗族思想的发展，开始从新的文化意义上定位家谱，这是传统家谱所不具有社会功能。对于新家谱的文化作用，《桐城三安汪氏宗谱·凡例》进行了解释，“为进一步保存、利用、发展我宗族谱牒文化遗产，为弘扬我宗族先哲的伦理道德，进一步推动我宗族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有关资料，特续编此谱”。作者认为家谱是宗族的历史文化遗产，纂修家谱有利于弘扬宗族伦理道德，并且能为当代社会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服务，因此纂修家谱是进行家族文化建设的需要。当代社会，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在试图寻找精神文化依托，此时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宗族文化自然进入人们的视野。人们开始利用家谱进行宗族文化建设，这是传统家谱功能的扩展与演进，体现了新时代人们的精神追求和价值理念。
经过对中国宗族社会的一定程度的研究后，钱杭指出现在部分农村修谱，“有一些颇具时代特点的新目标和新的胸怀”，“许多新族谱和传统的宗族文献的文化取向已有差异，与社会历史潮流基本走向相适应”。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背景，要求发展与之相适应的宗族文化，同时，随着传统宗族组织的消失，当代宗族势必放弃传统的宗族思想，放弃宗族组织以往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对族人的控制，重新开始从文化角度关注宗族的发展与建设，并将家谱的纂修过程看作是宗族文化发展的重要契机，从而大力提倡。
家谱纂修宗旨引导着整个纂修活动的发展方向，是宗族组织纂修家谱的精神凝聚力之所在，也是宗族思想文化高度凝练的表述，并成为支撑整个家谱结构的灵魂。从传统社会发展到当代社会，家谱纂修宗旨的发展过程中既体现了传承性的一面，同时也进行了适应性调整，这与家谱的社会功能的转变紧密相连。一方面，由于社会环境的改变，传统宗族组织的消失，传统家谱纂修过程中以宗族为核心的宗族集体观念开始上升为社会、国家集体观念。家谱的纂修开始注重其社会作用，强调以社会的团结、和谐为重点，以建设新型社会伦理、增强爱族、爱国的社会意识为目标，使之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在社会、国家集体观念的指导下，原本只限于宗族内部的家族谱牒开始朝向更加广阔的社会空间发展。另一方面，纂修宗旨的改变也体现了个人地位的上升。个人逐渐从宗族组织的束缚下走了出来，开始以更加独立的姿态看待世界、发展自我，而家谱也逐渐演变为一般家族文化记录与新型家族关系的纽带。新家谱的纂修是新时期家族文化建设的重要标志，它以建设新时代社会伦理为己任，服务精神文明建设为目标，并且仍在不断地发掘、扩展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功能。
宗族控制与血缘认同：家谱凡例反映家谱社会功能的差异
家谱的社会功能一向为家谱的纂修者所重视，也是家谱纂修活动的重要动力因素，并且通过对纂修原则的具体规定体现出来。纂修原则是家谱纂修宗旨的具体化，是家谱纂修活动的行动指南。纂修原则详细的规定了家谱内容的编写原则与具体方法，其中主要包括家族世系的记载方法、家族男性成员的上谱标准、家族妇女的上谱条件以及族女的上谱问题四个方面的内容。通过对这些具体纂修原则的历时性对比分析，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明确不同时期家谱的社会功能以及民间社会意识的变迁方向与特点。
（一）序长幼、别尊卑：世系记载的传承与发展
世系作为家谱的核心内容，在家谱发展过程中，从未间断。世系思想是家谱中最古老、最重要的思想，是传统血缘观念的外在体现，也是宗法观念与儒家伦理纲常结合的基础。长期生活于传统农业宗法社会的人们内心中沉淀了对血缘宗法的高度认同。在传统社会中，界定宗族范围、区分长幼尊卑及权力与义务的唯一依据就是血缘世系关系。因此，对准确的血缘发展脉络的记载，不仅可以明确族人之间的血缘世系关系，同时可以确定族人的宗族地位与尊卑、长幼、亲疏关系，进而将个人纳入明确的宗族血缘体系之中，将一个个独立的个体融合到宗族共同体当中，最终形成以血缘为纽带的坚实的宗族组织系统。
传统家谱对于世系的记载方法主要采用“欧苏法式”。所谓“欧苏法式”包括“欧阳修创立五世一提的谱图法，分阶段图列宗族世系的变迁，强调不同辈分之间的亲疏之别和承传关系；苏洵创立了‘大宗谱法’，谱记以世代为主线，直系、旁系有别。”所谓“五世一提”的谱法图，是指欧阳修倡导创立的小宗谱法图。谱图从第一代（高祖）至第五代（玄孙）依次分行编写为一张完整的世系图，之后第五世重提至第九世再成第二张世系图，依次传递下去，并且每世按照长幼顺序记其子数，其他如官爵、丧葬、娶妻等情况则在后面另行记述。从这种谱图的构思设计上，不仅可以贯通性的记载家族历史，而且可以使家族亲疏关系较为清晰的表现出来。另外，苏洵的“大宗谱法”指从始祖开始依次记载家族世系，即一世、二世、三世，直至无穷，并且在世系记录过程中区分嫡庶。每一世世系首先记录嫡长子，之后记录各庶子，这样记录的世代、嫡庶的关系都比较明了。从时间看，欧阳修与苏洵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创立了各自的家谱范式，双方并未受到彼此的影响，但是两种范式却在无形中彼此相通。两种谱法范式都强调宗族的血缘发展脉络，重视辈分高低的区别。另外，由于二人都十分重视族谱的尊祖、敬宗的教化功能，所以两种法式在后世的发展中逐渐融合，并倍受后人称道，成为后世修谱的范式。从宋代以后，直至当代，家谱纂修活动中世系的记载方法多采用这种传统而又方便、实用的谱法范式。
在传统家谱的编写中，这两种法式都得到了广泛使用，许多宗族纂修家谱都采用这两种基本范式。如清光绪六年《汪氏小宗谱·凡例》说“徽有宏村旧谱，杭有迁杭支谱，详载分明，数典者考谱了然，兹曰小宗谱，仿宋苏明允氏族谱之法也”。该谱以苏式谱法范式为例进行纂修；又如明成化二十三年《城北汪氏族谱·凡例》记载该谱使用欧式谱法，“世世相承曰系，五世一图，大书其名，盖法欧谱也”。世系记载法式除了分别利用两种谱法之外，后世家谱中常有的世系表，实际上多是融合了欧苏两种法式而形成的，例如清同治十二年《桐林汪氏支谱·凡例》中记载“编次图式仿欧苏之遗制，前有世系，备列总图，后有世纪，详其生殁，有圈、有线，直下者，父子相承，横列者，兄弟相并。由始祖以及元孙，五世一提，十世再提，后皆仿此”。又如民国十九年《汪氏宗谱·凡例》也记载“谱法，欧阳永叔用方图，苏明允用吊图，兹明世系，合二图为一，兼法欧苏”。由此可以看出，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人们对欧式和苏式谱法进行了重新组合，形成了一种更加方便、实用的世系记载法式。
二十世纪下半叶，经过多次社会变革，当代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使得家谱的纂修思想、功能都发生了变化。社会环境的重大变革要求人们在世系记载方法上有所创新。在新家谱的纂修过程中人们在延续传统的“欧苏法式”的基础上进行了适当的革新，例如２００６年《义乌倍磊陈氏宗谱·凡例说明》规定“世系：即欧式……，虽经数百年，派衍多处，子孙千亿，按图而稽，渊源依旧可溯”。陈氏家谱的世系记载方法仍然沿用传统的欧式记载法，目的是父子相承，以致无穷，但由于当代文化环境的改变，不得不在书写上略有变动，“本次修谱，编排体系方面做适当的整改，以适应新时代修谱特色。……自文字改革后，改用横排本用简体字，考虑现代人书写习惯，故兄弟次序改为从左向右，即左为兄、右为次弟，依次类推。在世系中竖线为父子传承，横线为兄弟、姐妹，同行为同辈，上行为父辈、下行为子辈”。为了更好的适应当代人的书写习惯，新家谱在世系编排方面改变了传统的从上至下，由右至左的书写形式，而是采取简体汉字，从左向右横向书写。与之相似，２００５年《桐城三安汪氏宗谱·凡例》也对新家谱世系的记录方式做了部分调整，“本谱世系承接，采用五世一提、先画简图后述文字的形式。简图前阿拉伯数字表示总世系，中文数字表示迁桐后世系”。在沿用传统“五世一提”的世系记载方式的同时，为了更精确的记录世系，也为了方便今人阅读、查询，新世系体系增加了阿拉伯数字进行导航，使得新家谱世系更加简洁明了，易于查阅。但是从总体上看，“欧苏法式”凭借其尊祖、敬宗的核心思想，并以宗族的血缘发展脉络为依托，突出血缘传承、辈分高低的区别，从而满足了不同时代人们的情感需求，因此能够得到长时间的延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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