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家谱，炎黄子孙在此寻根
今天，在作为上海标志性工程的上图新馆，家谱已成为服务读者的重要特色，成为极富魅力的文化窗口。
研究人员将这儿视为“淘金”的宝地，而炎黄子孙固有的崇祖敬宗的“根”意识，又将这儿视为联结亲情的纽带。
借助这儿的“家谱”，安徽省社科院为“徽学”、“徽商”研究挖掘了大量珍贵史料；上海社科院则从这儿的“家谱”中网织出《中国的家法族规》、《上海百家姓》等专著；沪皖的出版界也与上图联手，从家谱中补缀书简、信札、佚文，编辑出版《李鸿章全集》、《盛宣怀全集》，被国家列入“九五”重点书目。
而每天前来“寻根”的读者，更是络绎不绝。82岁的退休职工苏泰祥，查到了自己的家谱，并证实本族确系苏东坡后代，激动万分，立即通知在四川等地的族人来沪，全套复印迎回家乡。江苏句容的许氏后人，意外地在上图找到了久已失落的家谱，全族为之沸腾，老人们更是喜泪横流。“迎谱返家”之后，居住在台湾、郑州、南京、上海等地的族人代表联名致函上图，深表谢忱。
古人云：“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人之有祖，亦犹是焉。’’而“家谱’’所维系的，正是中华民族的此根此源，从这个意义上说，上图人为之付出的努力，是应该载入史册的。（原刊《中华读书报》，1999年2月10日）
解冻“家谱文化”
机会，只预留给有眼光的人。
四年前，王鹤鸣从安徽调回上海，担任这家国内第二大图书馆的党委书记蒹历史文献中心所长。书库，让这个搞了三十年历史研究的学者流连忘返。
在南京路东郡，他发现一堆又一堆线装书被随意堆放在角落，“上面的尘土，毫不夸张，有一寸厚”，书堆上尽是书蠹留下的纸屑。
这些书，都是家谱，从收入馆内，几十年来没有人动过。没有清理，没有编目。
王鹤鸣如获至宝。他又到长乐路书库、龙吴路书库看了看，吓！都有成堆的家谱！足足有十万册……一个想法在他脑海里升腾：解冻这笔文化遗产，把“上图”建成中国家谱资料中心和研究中心。
这扇被粱启超誉为“史学研究待开发的宝藏”的大门终于打开了。
顾廷龙的“人弃我取”
家谱，又称族谱、宗谱、家牒、家乘、谱录等，统称谱牒。谱牒之学，发端于商周，盛极于魏晋南北朝。至宋代，寻常百姓之家已开始编修宗谱，到明清，修谱追缅先祖几乎成了全民性的文化活动。
历史是全息的，它的每一个鳞片往往可以反映整体的信息。家谱即是这样，它的内容包括姓氏源流，家族迁徙、人口兴替、土地沿革、人物事迹、家法族规、风土人情等等。中国人一向认为家国一体，国是家的扩大，对家的“细胞分析”，可以弥补官修正史和方志的许多缺憾。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学者用现代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重要时期。
以后担任“上图”馆长的顾廷龙先生将眼光转向了家谱的收藏与整理。
他是“古史辨”派史学巨擘顾颉刚先生的学生。
那时，他与大出版家张元济携手创办合众图书馆时，就留意从书肆和私人手中收购家谱，数年惨淡经营，收藏了约500多种。
进入50年代，土地改革，打破旧的宗法关系，成了时代主旋律。代表“族权”的家谱，自然被视为“封建糟粕”，付诸一炬。
此时的顾延龙先生已是“上图”的馆长。他以中国图书馆学和古文献目录的宗师身份，冒着风险，说服了文管会，同意上海进行收购。
一支十余人的队伍’成了江浙沪皖赣造纸厂的常客。近十年时间，他们从化浆机边抢救出家谱5800多种，47000多册。
以后就是“文革”，大量抄家得来的书籍连同家谱，被从造反派的手里讨了回来，再加上“文革”后的捐赠，顾廷龙先生的“人弃我取”的收藏原则收到实效：“上图”竟收藏了中国现存3万种家谱中的11700余种，10多万册，几乎是中国家谱的“半壁江山”。
这些家谱地域分布虽有22省，但主要集中于江浙皖及上海等地。这里幅员不算辽阔，却是唐代之后中国经济文化的腹心地带，名家巨室，十分集中，因此，不乏名谱。
但顾廷龙先生只能做到“人弃我取”。
收集来的十万册家谱，在图书馆书库的书架上占有它们的位置；在“左”的思想影响下，人们在心目中，只能将它等同于“封建糟粕”。
王鹤鸣先生说：在这种大环境下，收藏本身已需要勇气更遑言整理和研究，经费都要上边拨付，困难可想而知。
这些家谱重见天日，又被耽搁了近二十年。
顾先生到了耄耋之年，许多年轻时参与收集家谱、认识到巨大吏料价值的老同志，退休的退休，去世的去世，偌大个“上图”，鲜有人知道在书库的墙旮旯里，还有这些宝贝。
王鹤鸣的“化藏为用”
一封由他署名的信，放到了上海市主管领导的案头，并发表在报端，主题是“抢救家谱”。他的呼吁，不久就得到了文化主管部门和学界的响应。
1995年底，由市政府专门拨款的“家谱抢救工程”正式启动。
“我们用了二十多人，花了半年时间，才完成了家谱的除虫、除尘工作。
负责除尘的工作人员，工作时都要把全身包裹起来，头上戴上罩子，眼睛不敢暴露在外，还要戴上眼镜，像是太空人。
次年5月，在王鹤鸣领导下，“上图”开始对这些大多残破的家谱，进行装帧、修复。两年间，让其中5000册家谱面目一新。
1996年12月，“上图”成立了“家谱阅览室”。当年的“藏”，变成了“用”，知识进入了流通领域。
到了1997年11月，在上海图书馆王鹤鸣等领导重视下，成立了“谱牒研究中心”。近悦远至，“家谱阅览室”既吸引了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也吸引来寻根问祖的百姓。连美国收藏中国家谱最多的哥伦比亚图书馆、犹他州家谱学会，也与他们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王鹤鸣的收获还有专门人才。在他领导下，“上图”的陈建华、陈宁宁等谱牒研究骨干，几年里都发表了大量论文。在国内已绝灭近半个世纪的谱牒研究，又重新开启。
“上图”家谱“算来宝”
“上图”馆藏十余万册家谱中，名人家谱有不少。李鸿章、左宗棠、盛宣怀、包玉刚等人的家谱都保存完整。
其中更多的是文化名人的家谱，如鲁迅、胡适、钱钟书的家谱，清代经学大师孙星衍所纂的《孙氏谱汇》，光绪之师翁同稣所纂的《海虞翁氏族谱》，清代外交家郭嵩焘的《湘阴郭氏家谱》等等，名家名牒，录事详尽，对史学研究启发很大。
除谒祖问宗外，“上图”的家谱资料，也为学术界提供了大量“证据”。
除徽商研究的兴起，大量需要“上图”家谱资料的支持外，一些历史悬案，也在家谱中找到答案。如孙中山在早期策划革命时，曾与一位名叫尤列的人过往甚密，被华侨并称“孙尤”。但尤列正史中只存其名，其背景一概不知，华东师大严佐之教授在《常熟尤氏家谱》中发现了尤列之名和他的其他事迹，这一悬案遂解。
上海社科院的研究人员依据家谱史料，编写出版了《中国的家法族规》、《上海名门望族》、《上海百家姓》等著作，填补了研究空白。
王鹤鸡先生说，现在的历史学研究已从宏观转向微观，专门史研究、经济史研究将是热点，“家谱在这些方面，史料价值也许优于正史和方志。家谱史料，是描绘中国古人生活图卷所必不可少的。”
建立“国家中心”的雄心
王鹤鸣完成了“化藏为用”的质变，但他认为家谱的文化还远未被挖掘出来。
“家谱有教化作用。‘家训’、‘族规’、‘家法’三类内容，固然有不少封建思想，但其中敬老、尊师、尚俭、戒奢、禁赌等伦理规范，对我们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将起到激励作用。去年香港回归，林则徐族人大会倡言在族内禁毒，是一很好的例证。”
“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寻根问祖’促进祖国统一。我们现在收藏的家谱，有很大部分在海外都有后人。
王鹤鸣准备在现有馆藏的基础上，与国内外收藏机构交换中国家谱微缩资料，同时，再积极进行民间收购，接受捐赠，让上图成为中国家谱资源中心和研究中心。
1999年10月，“上图”已完成了200万字的《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后，准备着手编纂《中国家谱总目》。
王先生说，“这个工程量非常浩大，但它对增强民族凝聚力的作用不可低估”。
他的学生们则更进一步，打算将家谱上因特网，让人们可以从网上谒祖问宗。陈宁宁说：“这仅是个构想，但我们想肯定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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