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的历史是十分悠久的。关于家谱的起源时间问题。学术界大致有宋代起源说、战国秦汉起源说、周代起源说、殷商起源说等四种，虽然起源时间各不相同，但都是以已有文献作为立论的基础。然而，如果我们能够将眼光放得更开一些，不再仅仅局限于已有文献，就会发现其实家谱的起源可能要更早。
家谱最基本的功能就是对于血缘关系的认定，因此当权力的更替与财产的继承开始寻求血统的纯净时，这个社会便已经开始召唤记载血缘关系和血统世系的家谱的诞生。当然，由于年代的久远，今天我们很难确认第一部家谱的具体诞生日，但家谱诞生的大致时间也并非毫无踪迹可寻。
司马迁在《史记》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楚世家》和《三代世表》等篇目中，较为详细地记录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的世系和夏、商、周三代王室及楚国王室自始祖以下的历代世系。对于这些世系的可靠性，尤其是夏商及以前各朝的世系的可靠性，过去学术界是有怀疑的，因为没有可靠的文献记载可以证实《史记》的相关记载。殷墟甲骨文的大量出土改变了学术界的怀疑，甲骨文的记载证实了《史记·殷本纪》中有关商王世系的记载是基本准确的，由此人们开始相信《夏本纪》《五帝本纪》中世系的记载应该也是准确的。然而，司马迁能够准确地记录这些世系显然必须要有谱牒作为依据，否则的话，生活在汉代的司马迁很难对三代时期的世系做出准确的记载。司马迁在《史记·三代世表》中称：“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于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在《太史公自序》中又说：“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从司马迁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他记载三代世系是有谱牒为依据的。从《史记》中对夏、商、周世系记载的完整性看，夏、商、周三代当初应该都有记载王室世系的家谱资料，后人加以整理，编成了《五帝德》《帝系》《五帝系谍》《世本》《帝王诸侯世谱》等谱牒，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参考了其中一些谱牒。《史记》中世系追溯到的最早人物是黄帝。《五帝本纪》起自黄帝，《夏本纪》的前溯也至黄帝止，这与司马迁所说的“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相一致，表明司马迁所依据的谱牒资料的终极追溯人物应该就是黄帝，所追溯的时代就是黄帝时代。这与后代家谱往往追溯至黄帝的做法也是相符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最初的家谱记载的世系应该始于黄帝时代，换句话说，最早的家谱可能出现于距黄帝时代不久的某一时期。
后世家族编制家谱，常常是从始迁祖下传的第五代开始的，因为这时家族发展往往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而且相距五世，对前代世系的记忆已经开始模糊，需要有意识地进行保存了。假如我们以后代编制家谱的习惯做法来推定最早家谱的出现时间的话，根据《夏本纪》中“禹父鲧，鲧父颛顼，颛顼父昌义，昌义父黄帝”的记载，我们或许可以推测，最早的家谱很可能出现在大禹时期。我们知道，大禹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社会的创建者，也是王位世袭制的始作俑者。这一时期，由于世袭制取代了禅让制，王位的传承不再与贤能与民意相关，而是取决于血缘关系，于是血统的纯净、王族成员血缘关系的亲疏受到了空前的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家谱的诞生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
黄帝像
黄帝，号轩辕氏。传说黄帝统一了中原各部落后，成为部落联盟的领袖，因而被视作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我们之所以自称炎黄子孙，也是由此而来。
蒙古包内的家族生活
蒙古族人民的生活习俗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黄帝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传说时代，这一时期的历史并没有留下文字的记载，只有一些口耳相传的传说。虽然有黄帝时代仓颉造字的传说，但这一传说的神话色彩相当浓厚。据说仓颉造字时，天上下起了粟雨，鬼神都在哭泣，这二点现在看来都不会是真实的事情。如果没有文字，那么最早的家谱就应该是口述家谱。口述家谱就是通过人们的口耳相传将家族的世代谱系传承下来。关于口述家谱的存在，可以从少数民族的习俗中得到印证。在中原建立元王朝的蒙古人就有口述家谱的习惯，《史集》称：“蒙古人有保存祖先的系谱、教导出生的每一个孩子知道系谱的习惯。这样他们将有关系谱的话语作为氏族的财产，因此他们中间没有人不知道自己的部落和起源。”根据史料记载，成吉思汗就能将自己黄金家族的世系背诵二三十代。口述家谱在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中是极为普遍的，有些民族为了便于记忆家族世系还实行了“父子连名”的取名习俗。所谓“父子连名”就是父亲名字的末位（或二位）音节与儿子名字的首位（或二位）音节相同。
例如，唐代居于西南地区的南诏，酋长姓蒙，取名大多父子连名，《旧唐书》中记载了其唐代部分酋长的世系：
细奴逻一逻盛一盛逻皮一皮逻阁一阁逻风一凤迦异一异牟寻
——寻梦湊
又如，丁文江在《帝王世系>中记录了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倮倮族洪水以前自人类始祖希母遮以下的三十代世系：
希母遮一遮道公一公竹诗一诗亚立一立亚明一
明长夫一长夫作一作阿切一切亚宗一宗亚仪一
仪亚祭一祭迫能一迫能道一道母仪一母仪尺一
尺亚索一索亚得一得洗所一洗所多一多必益一
必益堵一堵洗仙一仙洗佗一佗阿大一大阿武一
武阿懦一懦侏渎一渎侏武一武老撮一撮朱渎
在这些世系中，我们都看到了父子连名的取名习俗。采用父子连名的民族一般没有文字，世系都要依靠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记录，而使用连名，一方面便于记忆背诵，另一方面也便于辈分的确认，与中原地区家谱中的字辈谱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文字产生以前，先民们使用在绳子上打结的方法来记事，称为结绳记事。使用结绳的方法来记载世系，记录家族内成员的情况，便是所谓结绳家谱。从人类学研究资料来看，结绳家谱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如鄂伦春、锡伯等民族中都曾采用。如在满族祭祀的神灵中，有位“佛托妈妈”，意即柳枝娘娘，也尊称为子孙娘娘，是赐福降子的尊神，满族大祭的第三天晚上要为“佛托妈妈“举行单独祭祀。祭祀中的“佛托妈妈”是一个黄布制成的口袋，因袋口用布带抽紧而呈上尖下圆的形状，俗称“妈妈口袋”。口袋中装有长四五丈的彩丝索绳，俗称“子孙绳”或“长命绳”，绳上系有代表家族成员的小物件如五彩布条、小弓箭等。子在布袋里供着。等妇女生小孩时，将布袋打开扯出子孙绳，悬挂在屋里。如果生的是男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一个小弓箭、小筐、小篓什么的，意思是男孩长大成人之后，不忘祖上的武功；如果生女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上一条红布条，意思是表示吉祥如意，女孩子长大贤淑温柔。直到小孩满月之后，才能将子孙绳收起，重新装进布袋里，放回原处供奉起来，让孙绳平时不打开，装其继续享受人间烟火。满族人通过这根索绳可以记载辈数、每一代有多少男女，而且还以此寄寓对后世子孙的希望。“子孙绳”越长，系物越多，则表示子孙繁盛，子子孙孙，绳绳相继。“佛托妈妈”的“子孙绳”实际上正是结绳家谱。
商代甲骨文的出现，使家谱从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及结绳记事家谱阶段步人了文字记载的实物家谱阶段。中国现存最早的实物家谱便是刻在龟甲兽骨之上的商代甲骨文家谱，这也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原始的实物家谱。我们知道，甲骨文主要记载的是商人占卜的情况，因此也被称为卜辞，但其中也有一些记载着人物世系的内容，这些记载了同一家族多代人名字的甲骨文就被称为甲骨文家谱。
殷商牛骨刻辞
图示骨版记录的是殷商贵族日常生活行事和天文气象等有关资料。在殷商甲骨刻辞中，一般记载的是占卜、祭祀、狩猎等活动；也有的骨版包含家族世系人名的内容，相当于带记事功能的甲骨文家谱，可以说这是历史最悠久的实物文字家谱。
根据对现有甲骨卜辞的研究，共有三件甲骨卜辞可以被认为是家谱。一件收于《殷契卜辞》，序号209；一件收于《殷墟文字乙编》，序号4856；一件收于《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序号1506。其中《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1506号卜骨收录了儿氏家族11代13个人名，其中父子关系11人，兄弟关系2人，是现存最完整的商代家族世系。据考证，这份《儿氏家谱》刻于3200多年前的武丁时期，谱中的名字均不见于商代先公先王谱系，表明这些人可能并非是王室成员。这就证明了早在3000多年前，王室之外的显贵家族也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家谱。
商代晚期，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实物家谱，这就是金文家谱。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因此所谓的金文家谱也就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家谱。
商代金文家谱中，最著名的是易州三戈。易州三戈分别名为“大祖日己戈”、“祖日乙戈”、“大兄日己戈”。其中“大祖日己戈”的铭文除大祖日己外另有六祖并列，故又称“六祖戈”；“祖日乙戈”因铭文中列有六父，又称“六父戈”；“大兄日己戈”中铭文中共立兄六人，故又称“六兄戈”。易州三戈铭文如下：
易州三戈
古人仪式繁琐众多，“戈”属于当时的礼器之一。关于图示的三戈，王国维在《观堂集林》中有云：“器出易州，当是殷时北方候国之器。”由于明确记录了世系情况，易州三戈被视为殷商时期人们记录家族传承情况的载体。
经过研究可以确认，易州三戈并不是实用的兵器，而是陈设用的仪仗，三戈记载的是同一家族的世系，三戈相加共有六代，应该是某家族供奉于祖庙，用以祭祀祖先、记录世系的实物家谱。以戈作为家谱的载体，是为了让祖先世系得以随戈永存，使子孙后代可以不忘祖先世系忌日，按时追祭。
周代以后，人们普遍在青铜礼器上铸刻铭文以表达对祖先的崇敬，这些铭文一般先叙述祖先的名字及美德、功勋，然后是铸器人的名字，涉及到家族世系的比较多，因此金文家谱屡见不鲜。
史墙盘及铭文（局部）
记述西周时期各王的主要史事和造器者家族列祖的重要功绩，文辞工整秀丽，书法亦属西周中晚期的代表作。在纸张尚未出现之时，记载历史的重任就落到各种器物的身上。
周代金文家谱中记载家族世系最为完整系统的是关于微氏家族与单氏家族的金文家谱。1976年在陕西扶风庄白出土的“墙盘”有铭文284字，记载了周初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六代王系和与之同时代的微氏家族五代祖先的活动情况，加上制盘的史官墙，共记载了微氏家族六代世系。2003年在陕西宝鸡眉县马家镇杨家村发现的西周最为著名的单氏家族的青铜器窖藏，计27件青铜器，共有4048字铭文，一个家族史有如此之多的文字记载，这是第一家。其中盘铭文多达372字，是建国以来出土青铜器中铭文最长的一件。在这些铭文中，记载了周朝11代12位王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单氏家族8代世系。这也是我国目前已经发现的记载家族世系最多的金文家谱。
西周时期确立的宗法制度是一种建筑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等级制度，出于维护宗法制度的需要，记载血缘关系亲疏、嫡庶长幼的家谱在周代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周代家谱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国家建立了一套史官修谱的制度，设立专人负责周天子王室家谱的记录与管理。据《周礼·春官》的记载，小史是掌管谱牒的官员，专门负责定立王室的世系、区分王室成员的长幼次序与嫡庶亲疏，遇到有祭祀还要告诉周王其祖先的忌日和名字。各诸侯国也都设有专门的官员管理诸侯国王室的谱牒和家族事务，如楚国就设置了三闾大夫之职，专门负责楚国王室的家谱记录与管理。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就曾经担任过三间大夫，掌管楚国王族昭、屈、景三姓的谱牒。国家还设立官员负责卿大夫谱系的记录和管理。《国语·晋语》中记载，晋国国卿智宣子准备立自己的儿子瑶为继承人，智氏族人晋大夫智果劝智宣子改立另一个儿子宵，智宣子不同意。智果认为智瑶不是一个贤明的人，日后将会犯下可能招致亡宗灭族之祸的过错，因此就跑到太史那里，要求脱离智氏的族籍，将自己的姓氏改为辅。后来，智氏果然遭到灭门之灾，只有辅果一支得以保全。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到太史是国家负责管理卿大夫谱系的官员。
随着家谱的发展，周代还出现了我国最早的谱学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世本》和《大戴礼记》中的《帝系篇》。
《世本》记录了自黄帝至春秋战国历代帝王诸侯卿大夫的姓氏起源、世系源流、迁居本末、生前创制、谥号及其他事迹，是一本万姓统谱式的谱牒著作，被誉为中国最早的谱牒著作，是具有里程碑性质的谱学著作。《世本》分为《帝王谱》《诸侯谱》《卿大夫谱》《氏姓篇》《居篇》《作篇》《谥法篇》等十五篇。其中《作篇》中记载了中国历史上许多重要的发明创造，如神农氏发明了琴，伯夷发明了打井，杜康发明了酿酒，蚩尤发明了用金属制造兵器等等。
《帝系篇》是专门记载文字产生以前的传说时代血缘系谱的谱牒著作，实际上记载了黄帝的谱系，在这一谱系中共有男性38人，女性13人，记载内容特点鲜明。尽管这一谱系的可信性值得怀疑，但在谱学发展史上仍有着重要的意义。
相传为荀子编修的《春秋公子血脉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谱”为名的宗族史籍，其“血脉”二字，形象地揭示了家谱作为血缘系谱的特点。尽管此书如今已佚，但却是后世家谱称“谱”的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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