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最受国人关注、影响人数最多、影响时间最长、影响面最广的书籍大概非家谱莫属了。从遥远的三代到21世纪的今天，无论是帝王诸侯还是平民百姓，无论是饱读诗书的文人雅士还是目不识丁的乡野农夫，无论是浪迹天涯的海外游子还是世居乡间连县城都未曾履迹的山民，家谱都是他们心中无法释怀的牵挂。多少次，仓皇辞庙日，背井离乡的人们抛却了万贯家财，却怀揣着家谱不忍合弃。多少次，肩负着父祖的乡愁夙愿，天涯浪子回到故土，寻寻觅觅，访求自己的根之所载——家谱。
太平天国时期，大江南北战火纷飞，万山环抱的徽州也受到战火的波及。为了避祸，人们纷纷逃离家乡，宅坦村民胡志高丢弃了全部家产，背负家谱逃难，为家族保存了极其珍贵的乾隆版考川胡氏统宗谱，胡志高也因此被视为宗族的英雄，受到族人的崇敬。家谱究竟有什么魔力，能够让古往今来的仁人贤士对其视若珍宝？且让我们看一个真实的故事。
1998年，一位瑞典王子从波罗的海西岸的“北欧水城”斯德哥尔摩来到了中国太湖南岸不起眼的水乡小镇荻港，他的名字叫罗伯特·章，他来的目的是寻根！
故事要从王子的中国祖父章祖申说起。原来，王子的祖父章祖申是湖州荻港人，1904年中进士，授职翰林院编修。民国成立后，章祖申出任外交使节，先后在俄罗斯、荷兰、比利时任职。1920年受命为驻瑞典、挪威两国特命全权大使，来到了斯德哥尔摩。1922年，重病缠身的章祖申获准归国养病，归国时他将年仅7岁的儿子章宗琦寄养在瑞典友人家中。回国后的章祖申再也没能重返瑞典，沉疴不起的他三年后即病逝于北京。从小在瑞典生长的章宗琦长大以后，与瑞典的一位著名女演员结婚，生下了罗伯特·章。章宗琦去世后，其妻又嫁给了瑞典亲王斯格瓦德·贝纳多特，斯格瓦德收罗伯特·章为继子，罗伯特·章就这样成为了瑞典王子。
有着一半中国血统的罗伯特·章，很想了解自己的中国根，于是萌发了到中国寻根的念头。湖州市侨办得知王子有意寻根的消息后，非常重视。章姓是湖州望族，人丁兴旺，市侨办访问了不少章姓老人，但由于年代久远，没人知道章祖申为何许人。眼看王子寻根陷入困境，一位老人提出，惟有找到章氏的家谱，才有可能查明真相。经过查询，市侨办从荻港沈家蟠老人处找到一部章氏家谱。打开一看，罗伯特·章的祖父章祖申和父亲章宗琦的名字赫然在上，章祖申为荻溪章氏第15世，章宗琦为荻溪章氏第16世。根据家谱的记载又找到了章氏祖屋“鸿仪堂”和位于下昂斜鱼漾的章家祖坟。
罗伯特，章获悉湖州市侨办已为他找到了记载其祖父、父亲的家谱后兴奋不已，连忙携夫人踏上了寻根谒祖的归程。在一个烟雨蒙蒙的日子，罗伯特·章在乡亲们的陪同下到章氏祖坟祭祖。数年后，罗伯特·章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那天，我和妻子一起按当地习俗，在乡亲们的陪同下前往祭祖。
叶落归根
不管身在天涯海角，不管地位贫富贵贱，漂泊在外的华夏游子始终怀着赤子之心，思念着自己的根之所载。
我先把一束鲜花放上我祖父的坟头，然后我就把从斯德哥尔摩特地带来的父亲坟上的土，连同我以及儿子的头发埋到那祖坟里去。临离开时，我用一个预先准备好的盒子，装进了那坟土，我把它带到瑞典去……呵，我终于完成了这三代的乡愁，也还了我50年那长长的夙愿……”回到章氏祖屋“鸿仪堂”，沈家蟠老人将记录着章氏祖辈生活的章氏家谱送给了罗伯特·章，无比惊喜的他看着发黄的家谱世系表上祖父章祖申、父亲章宗琦的名字，急切地表示要把自己和儿子的名字也载入这部家谱中去。罗伯特·章感叹：“这可是我终生最大的一件事，也是我这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天啊！”罗伯特·章非常珍惜地把这部祖上的家谱带回瑞典，同时也带回了一份更浓的亲情、乡情。
罗伯特·章说：“我祖父从这儿到瑞典，父亲一直没有机会回来，今天我回来了，我要经常回来。”他要回来，是因为他找到了他的根，而帮助他找到根的便是那部章氏家谱。
瑞典王子寻亲的故事让我们了解了家谱的神奇的力量，也了解了自古以来中国人对家谱的热中甚至崇拜的原因。古人对家谱极为重视，将家谱视为家族的历史书。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说：“且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郡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一份家谱就是一个家族的历史书，在这本历史书中，记载着家族的起源，记载着家族的发展历史，记载着家族成员的身份事迹，记载着与家族相关的各种内容。
对于中国人来说，家谱承载着的是他们的根，是他们安身立命之本。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家谱存在的意义首先在于对家族成员资格的认定，也就是说家谱具有一种身份象征 的意义。中国古代社会是宗法社会，而宗法制度建立的基础则是血缘关系，在一个宗族观念强大的社会中，家族成员资格的确认是十分重要的，它提供了个人与家族成员及其他同 姓宗亲发生关系的依据，是个人追溯同姓渊源和开拓社会关系的前提。同时，家族成员资格的确认还保证了个人对于家族共有财产的权利。甚至在百年之后，家族成员资格的拥有还能保证家族对其提供墓茔的维护、血食的供给，还能保证家族对其子孙的荫庇。失去了家族成员的合法资格、为家族所遗弃的人，就会沦为无所依傍的孤魂野鬼。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家族的私刑中，除籍被认为是比死刑更严厉的惩罚手段。
家谱存在的另一个重要意义还在于家谱具有沟通个人及家族与汉民族乃至整个中华文明历史的功能。中国家谱中所记录的得姓始祖或者说对系谱的终极追溯往往是直指黄帝或远古时代的古王先贤，事实上，那些古王先贤也基本上能再向前追溯到炎黄时代。以吴姓家谱为例，吴姓家谱大多奉太伯或季札为始祖，少数直奉黄帝为始祖。其实，对于终极追溯而言，这其中并没有什么差异。太伯是吴姓的得姓始祖，季札是太伯后裔中的贤人，由季札可前溯到太伯。而太伯是周太王长子，姬姓，与黄帝同姓，由太伯可前溯到黄帝。史载黄帝娶了4个妻子，共生了25个儿子，分为姬、酉、祁、已、滕、蔚、任、荀、僖、姑、儇、依1 2姓。其中只有黄帝与元妃缧祖所生的两个嫡子玄嚣和昌义继承了黄帝的姬姓。可见吴姓源于黄帝，而且还是黄帝的嫡派后裔。家谱对系谱的这种终极追溯，使得家谱成为个体作为中国人、作为华夏民族成员的正统性的根据。通过这种系谱的追溯，使自己及其族群的存在，认同于传说时代就已经起步的中华文明辉煌的历史。明代吴兴有个叫凌迪知的人，认为“五帝三王，无非出于黄帝之后”，应该是“万千一本，万派一脉”，于是就编了一本《古今万姓统谱》。在他看来，天下万姓都是黄帝一人所分，因此联天下于一家易如反掌。《古今万姓统谱》的刊行，把天下万姓皆出于黄帝一人之身的观念，大大普及了一次。或许家谱对中国人而言包容着太多的内涵，因此见仁见智，着眼点各不相同，尽管自古至今有颇多学者尝试着给家谱下定义，直至今日却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说法。综合各家的观点，结合家谱内容，大概可以给家谱下这样一个定义：家谱是关于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的得姓、形成、分布、迁徙、郡望、派别、世系、人物、事迹、艺文等的综合记录，是以特殊形式记载的家族发展史。
孔府内堂
在等级制度根深蒂固的中国封建社会家族内每一个人昀位置几乎在出生前就已经被严厉规定。而家谱一经纂修完毕，即成为决定和颁布家族成员在宗族内的身份、等级的“资格证书”。
家谱的名称也是丰富多彩的，家谱只是人们最常用的、最有代表性的说法。根据记载族群的范围与家谱属性的不同，较常见的名称还有宗谱、族谱、房谱、支谱、统谱、总谱、家
乘、家牒等。还有一些不常见的名称，如清芬志、中表簿、辨宗录、传芳集、续香集、世思录、世典、先德传、血脉谱等，
大约有几十种，也都是家谱类的文献。此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家谱也有自己独特的名称，如记录帝王世系的称为帝系、玉牒，记录诸侯世系的称为世本，专门记载家族祠堂相关内容的称为祠谱，专门记载家族历代祖先坟茔与墓祭仪式的称为坟谱，专门记载恩荣情况的称为官谱等。
家谱的命名通常是在家谱之前冠以姓氏、地名、郡望、堂号，几修等内容，如《星沙渤海堂吴氏续修族谱》、《暨阳孝义聚庆堂吴氏宗谱》、《资阳吴氏六修家谱》，虽然冠名各不相同，但大抵不出这些范围。冠以地名、堂名的目的，主要是与同姓的不同宗派或支派相区别。如黄姓是徽州大姓，仅歙县潭渡一地就有数支，为相互区别，分立堂号，分别为思养堂、永思堂、敦睦堂、贻安堂、存诚堂、春晖堂、思诚堂、蓼莪堂，为示区别，各宗派在居地之下都标明堂号。冠以郡望则有表明源流、显示赫赫家世的目的。如清河崔氏、太原王氏、陇西李氏等都是世家望族，因此在家谱中加以标明，可以光耀门第，抬高家族的声望。注明几修则是为了明确家谱间的传承关系。家谱的编修都具有连续性，因此确定家谱的修次是很有必要的。
普通的家谱都是一姓的谱系，但有时也会有二姓或二姓以上的合谱，如《周李合谱》、《朱庄严氏大族谱》等。出现这种异常的家谱主要是由于过继、兼祧、入赘等原因。
喜欢看三国故事的人都知道，曹操的部下中有许多复姓夏侯的将领，如夏侯淳、夏侯渊、夏侯霸、夏侯德等，他们为曹魏政权的建立尽心尽力，立下了赫赫战功，在《三国演义》第十八回中，夏侯悖还曾上演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拔矢啖睛的一幕。夏侯在中国并不是一个大姓，为什么曹操的阵营中会有这么多复姓夏侯的将领呢？原来，曹操的祖父曹腾是个太监。我们知道，太监是没有生育能力的，曹操的父亲曹嵩实际上是曹腾的养子，曹嵩原本姓夏侯，过继给曹腾后改为曹姓，因此，曹操与夏侯氏是有亲缘关系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夏侯氏会这样不遗余力地支持曹操的原因。
按照一般家谱编修的规定，外姓领养的后代是不能人家谱的。但过继的人也是要生儿育女的，同样会形成家族延续，数代之后，人丁兴旺了，便也要修家谱，如果无法恢复本姓又不愿仅以过继之姓修谱，就只好将本姓与过继之姓一起列入家谱名称，结果便形成了二姓的合谱。明清修的《袁朱宗谱》就是这样形成的，始祖朱梓原本姓袁，后过继给朱姓。五世之后，朱梓的子孙修谱时想恢复袁姓，遂上书明太祖朱元璋，请求允许认祖归宗，结果遭到朱元璋的拒绝，于是朱梓的后代修谱时便以袁朱命名家谱，称为《袁朱宗谱》，以表明自己是来源于袁姓的朱姓，其实也就是表明了自己与袁姓的血缘关系。
我国文史大家钱钟书先生的家谱
虽然家谱的内容、形式基本相似，但在我国现存的数以万计的家谱中，也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家谱。在山西临县，如今还保存着一份极为珍贵、极为特别的家谱。之所以说是极为特别，首先是因为内容很特别，这是一部佛经与家谱共存，以一姓为主兼及其他多姓的家谱；其次家谱的形式也很特别，因为这是一部极为罕见的塔谱。这部独特的石塔家谱刻于明代嘉靖十六年(1537)，距今已有460多年的历史，目前仍完整地保存在山西临县崔家坪。根据碑文记载，石塔位于“本村过街桥西南，东绕川水，西镇将军山，北有龙尾峁，南有凤凰岭”，可见石塔所在地既是当地较为热闹的区域，而且依山傍水，风水颇佳，想来当初确定石塔方位时也是很费了一番功夫的。塔身由雕刻精细的六棱柱形的砂石、青石墩及砂石檐间隔接砌而成，其中砂石雕花，青石刻字。刻字的青石墩共有五层。最上一层刻有各位佛祖之名；第二层刻有菩萨、真君之名，其中一面凿有石窟，内刻如来佛祖像；第三层刻有佛经一部，为《佛说父母恩重胎骨经》，该经以阿南尊者与世尊间的一问一答的形式叙述了子女在母腹中十月怀胎的成长过程及母亲临产时的三怕、父母十恩，阐明了父母恩重如山的道理，教育人们要“从今后世孝顺男女闻此教时依之修学”及报答父母十恩之道l第四层由“新建佛塔记”和“重建施塔地人”两部分组成，其中“重建施塔地人”碑面刻有施塔地人生员崔科、典膳崔元兄弟二人的名字，在他们的名字之下便是按崔氏辈数从始迁祖崔成到崔科、崔元及其子孙单支共计七代的姓名、官职，长幼辈次脉络分明，第五层则详细记载了“喜含塔地崔”与“同共发心慵工”等“众善人”的世系。计有崔姓六支，其中崔成一支，除第四层所刻崔科、崔元的祖辈及晚辈外，又增刻了与之同辈的崔氏及其祖辈子孙七代，其余五支崔姓所记述的家族世系也在六代至七代。此外，还有其他姓氏的世系十数支，也是上刻已故祖先，下记子孙后代。就这样，形成了一座佛经与家谱并存，以崔氏为主及其十余姓的石塔多姓家谱。那么，当初怎么会修建这座奇特的石塔家谱的呢？据当时民间传说，崔氏的始迁祖崔成，原来的祖籍是陕西绥德崔家湾，崔成是当朝驸马，显赫一时。没想到乐极生悲，性情暴躁的崔成一时失手打死了公主，惹下大祸。为了躲避灭门之灾，崔成只得举家背井离乡，从陕西逃到了山西，来到偏僻的崔家坪村。当时的崔家坪村由相距极近的康家崖、贺家坡、刘家湾和崔家坪四家村落组成。康、贺、刘三家在当地都是大姓，初来乍到的崔成常受到三家的欺压，由于自己势单力薄，加上身负重案，崔成也只好忍气吞声。为了扩大家族的势力，崔家一方面鼓励家族子弟苦读诗书，以求在科场出人头地，另一方面虔敬菩萨，希望神灵庇佑，能够人丁兴旺。由于自家势力与财力不济，于是便借尊神敬佛之名，联络四邻及附近的寺庙共同建塔，最终便修成了这样一座既刻佛经又刻多姓家谱的奇特的石塔家谱。
古时常见的石经幢
上刻有佛家经文、佛像或者佛教故事的浮雕，可视之为佛教建筑石塔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信徒通过捐助修筑石塔，表达信奉、皈依我佛的决心。不过像山西临县那座将石塔与私人家谱交织为一体的“塔谱”倒是十分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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