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贵州、四川、西藏、广西5省 (区) 是位于我国西南的多民族地区，有34个少数民族，占我国少数民族总人数的60%以上。此次，记者跟随上海图书馆少数民族家谱专家前往云南，从昆明出发，经楚雄、大理等地，前往丽江，分别调研彝族、白族、纳西族的家谱保存状况。
据悉，截至目前发现的彝族家谱有1400多种 (数量仅次于满族)，白族、纳西族家谱约有百余种。云南楚雄彝族与四川凉山彝族，因其分支不同，文字尚未统一，纸质家谱流传甚少。作为世界六大古文字之一，目前所知的彝文家谱历史价值，不言而喻。大理段氏乃白族皇室，与中原文化来往可追溯至唐代，且后来两族交流密切。深入研究白族家谱，可清晰反映西南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汉族文化不断融合的过程。而丽江木氏，自宋理宗宝祐元年至清雍正改土归流以前，一直是纳西族土司。木氏家谱中展示出的史料，体现了汉族文化与西南少数民族文化交融的另一种形态。
纵观以上三个民族的家谱，形式上有口传家谱、纸质谱牒、石碑家谱等多种；内容上，起初多有父子连名特点，甚至早期还带有神话色彩，与汉族的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等类似。有意思的是，藏族、纳西族、白族在传说中被认为是三兄弟，反映了西南少数民族之间本身同根同源的特性。
彝族毕摩口传父子连名家谱
“阿皮玛罗———玛罗多伽———多伽捏武———捏武果租———果租睦奴———睦奴那列……”在云南楚雄市彝人古镇，毕摩 (彝语音译，意为念经的智者，即祭司) 鲁成龙 (彝族) 内穿黑衣、外披毛皮斗篷，头戴法笠，手持法铃，口中念念有词地背诵62代家谱。
原来，鲁氏先祖曾居四川西北，二十代后南迁到“苦峨奔摩切”(今昆明滇池地区)。他们是滇中哀牢山腹地鲁姓彝族的一个分支，自称罗罗颇，自认是先祖“阿皮玛罗”的子孙。鲁成龙属楚雄市树苴乡依七么村鲁石保一脉，为62代。
史载曾有母女连名
上海图书馆少数民族家谱研究专家王鹤鸣先生说，在西南少数民族家谱中，存世最多的是彝族家谱，共有1478种，其中大部分是口传谱牒。彝族历史上曾形成过两种谱系，一种为“母女连名”系谱，另一种为“父子连名”系谱。前者存世极少，但在古彝文典籍中仍有遗存。
“吾哲施南一代生子不见父，施南兹额二代生子不见父，兹额地列三代生子不见父……阿俄石尔七代生子不见父。石尔俄特啊，要去找父亲，要去买父亲。”在楚雄彝族文化研究院的会议室里，毕摩何定安(彝族名为曲木约质)即兴地背诵了一段“母女连名”家谱。
他说，据凉山彝文史诗 《勒俄特依》 记载，远古时，石尔俄特之前七代是母系氏族中的七代妇女，第八代石尔俄特最终“娶妻配成偶，生子可见父”，从此转入父系氏族。起始谱系是“石尔俄特一，俄特吾勒二，吾勒曲布三……”
何定安还说，在彝族人的观念里，不会背家谱被视作“低等的人”。在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记者偶遇县文广局局长张达峰 (彝族)。18代父子连名家谱，他脱口而出。张达峰说，老一辈人里，目不识丁却能背几十代甚至上百代家谱也有的是。改成汉名之前，他的彝语名字叫“伟农马加”，现在给儿子取名“马加子恩”。
“别人一听我们的始祖从‘瓦扎’开始，就知道我们是彝族哪一支了。”张达峰用标准的普通话说，大凉山有四五十支黑彝，迁到宁蒗定居的约有五支，他就是其中一支。
“黑彝是贵族，白彝是平民。现在改用汉名，还能区别开来吗？”记者问。
张达峰答：“背家谱能知道谁是黑彝、谁是白彝，但如今思想开放了，大家都不说了。以前，黑彝、白彝不能通婚，等级界限还是很森严的。”
彝族是一个十分重视血统的民族。何定安说，过去，在偏远的村寨，偶尔会出现一些极端情况。比如，某一家族中的长子杀了人必须偿命。假使该长子尚未生育孙子，则由族长召开本家族会议，邀请毕摩根据彝历的10个属相推算，并选取非嫡系一脉、与长子年龄相仿的男子，为被害人偿命。非嫡系男子须按“金木水火土”五行之一的死法自杀，比如跳河为水、跳崖为土等，其身后事及家属的抚养全由族人共同承担。“甚至可以说，能替嫡长子去死，在家族中是无上的荣耀。可见，彝族对嫡长子血脉的重视。”
既然如此重视血统，为何彝族文字家谱很少呢？ 楚雄彝族自治州图书馆副馆长华胜刚颇为头疼地回答说，那是因为彝文尚未真正统一。他拿出 《莫俄惹古谱牒》 《图母估揲尔》 两本书，讲解道：“仅从封面就可看出两种彝文的不同。前者是凉山彝文，为垂直柱形；后者是楚雄彝文，为矮胖盒形。印刷体、手书都是如此。”除去四川凉山彝族，在云南境内，彝族也分东南西北中五大支，所说彝话尚有不通之处，遑论文字统一。
在图书馆一楼，记者发现了线装《德布母系史》 《安龙堡施氏宗谱》《毕摩谱系经》 等手抄书。华胜刚倒苦水说：“在彝族风俗里，毕摩是智者。一旦毕摩逝世，须将其毕生所抄经卷全都焚烧陪葬。这本施氏宗谱，我们还专门让毕摩施文贵在封面、扉页和末页都加注了汉字，便于识读。”
负责彝文文献修复的李燕鸿说，彝族崇拜火神，家家户户几乎都有火塘。“古文献多是写在棉纸上，烟熏火燎、风干发脆，有点火星烧了就没了，这也是彝文文献研究的一大难点。”
毕摩传承必须世袭
在楚雄彝族文化研究院，记者见到了一篇古彝文碑谱拓片 《罗婺贤代铭》。黑底白字的拓片，用玻璃框裱着，全长3米多，宽1米有余，占了一面墙的三分之二。
中央民族大学毕业的欧丽 (彝族)说，这是云南境内，至今发现的彝文石刻、碑刻中保存完整、内容丰富、刻面最大的一方。明嘉靖十二年 (1533)，曾统辖西南“三十七部”之一罗婺部的世袭酋首凤氏土司，将这篇文章镌刻掌鸠河畔的悬崖峭壁上 (今禄劝县)。碑文全篇581字，主要记述了罗婺部世袭酋首凤氏土司从先祖阿珀阿俄到益弄益振 (汉名凤昭) 共14代约350年历代承袭、祭祀、征战等史事。
欧丽解释说，明嘉靖六年 (1527)，凤昭的叔叔凤朝文，谋夺府职，叛变朝廷。嘉靖九年 (1530)，凤昭平叛有功，仍被给予官职。“这些内容充分反映了彝族土司逐渐融入中央朝廷、接受汉族文化的过程。”她说。
据鲁成龙推断，碑谱的内容多半是毕摩写的。他说，毕摩是智者，熟悉天文、历法、祭礼、医学等各种知识，对族中一应事务皆有发言权。毕摩修撰家谱的方法也大体相似，主要由起源传说、始祖希母遮到六祖分支的记述、迁徙图、父子连名谱，以及家族大事记等内容组成。
鲁成龙还以自己举例说，毕摩世代相传，传男不传女，父传子或伯传侄。“我就是第13代毕摩传人。”
白族皇室血脉因战而改姓
云南大理，白族段氏，因金庸《天龙八部》 中的段誉而名声大噪。其实，书中的段正淳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乃大理国国王，公元1096年至1108年在位。《大理国国王段氏族谱》 中，记载了自开国君王段思平以来历代的“段王爷”。
唐代，南诏与中原来往密切，白族受汉族文化影响颇深，素有修纂谱牒之风。宋代，大理国贵族大姓段、高、赵、董等族谱都已比较完善。元代仍封白族段姓为云南总管，各大姓族谱大多得到保存。明代，统治阶级在云南实行汉文化专制政策，销毁了大量地方民族文献，白族谱牒多付之一炬。据统计，西南现仍存世的白族家谱约102种。
修族谱似修六经
“现存的白族谱牒，大多是明清以后修纂的。”大理州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刘丽 (白族) 说，馆藏白族家谱20多种，早至清代晚至民国，主要是手抄本的复印件。言毕，她捧出了装订成书的喜洲 《赵氏族谱》 复印件和 《大理史城董氏族谱》 复印件。“这两本家谱规模宏大、体例完备、内容丰富，堪称白族家谱中的典范。”
白族文化研究所原所长赵寅松(白族) 激动地说，他来自大理州洱源县凤羽镇，属喜洲赵氏一脉，为唐代南诏清平官赵铎些的后裔。而喜洲《赵氏族谱》 详细记录了赵氏家族七支30多代的世系。全谱共六卷六册，按诗、书、易、礼、春、秋的形式修撰，不仅记有家族世系，还有艺文，包括咏诗、志诗、祭文、祝文，以及竹枝词、白话歌等。
“古代修家谱，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底蕴。”赵寅松说，别看现代白文与汉字几乎无异，但古白文却比汉文方块字“多笔少划”，藏有很多异体字，比如，汉文的“铜”为金字旁，古白文则为“玉”字旁。同时，读音也不同，常常借用汉字别音来标注白文读法。
农历七月十四是白族祭祖的日子“烧包节”，既警醒后人不能数典忘祖，又激励子孙重视读书。每到农历七月十四日傍晚，从家族中最小的子孙开始念“烧包”(内装冥币、冥衣的小纸盒)。
“‘烧包’外有‘祖考’‘祖妣’等字样，写上祖辈名讳，通常追溯到现世上面5代人，超过5代的则统一供奉祖先牌位。”赵寅松说，孩子们从小就跪着念“烧包”，念完一个烧一个，也是记家谱，而且识字越多越能得到家人赏识。
云南省图书馆馆长王水乔补充说，石印本的 《大理史城董氏族谱》 卷十、十一中，记有董氏的诗文、楹联。董氏始祖董成，在唐代南诏时任清平官，写下了不少诗篇，《全唐诗》 就选录了他的 《听妓洞云歌》 《思乡作》 等，“这些都反映了家谱修撰之人需有一定的文化素养。”
十三卷十一册的 《大理史城董氏族谱》，叙述了董姓在唐、宋、元、明、清的世次及支派分布迁徙。“家谱历经四次修撰，明嘉靖六年 (1527)、清道光壬寅年 (1842)、清同治丁卯年(1867)、民国十一年 (1922) 续修。”刘丽一边翻书，一边讲解。族谱还记有50篇碑碣，约五六万字，“现在，很多碑碣已毁，文章却留了下来，这些都是研究白族历史的重要资料。”
在卷五、六的封面上，记者看到“忘所自出迁居外县”“出嗣他姓抚他姓子”等字样。王水乔说，在白族历史上，的确出现过为躲避杀身之祸、灭族之灾而改换姓氏的现象。
国师家谱篆刻在石碑上
据介绍，除了墨书谱牒，白族许多世家大姓常把世系表篆刻在石碑上，存放在宗祠内，形成了宗祠世系碑。
在大理市凤仪镇北汤天村的董氏祠堂，记者见到了迄今发现篇幅最长的碑谱———篆刻在大理石上的 《董氏族谱》。除去略小的圣旨碑和梵文碑，五块旧碑完整地记录了从董伽罗尤至42世的谱系表。
据掌管董氏祠堂的法藏寺住持释惟实说，世系碑第一块 《董氏本音图略叙》 主要讲述了始祖仙胎伽罗尤的生平故事。相传，董氏世代皆为国师，为南诏、大理国的统治阶级所重视。
为寻找更多的碑谱，记者还专程前往大理市博物馆。馆长段进明 (白族)向记者介绍了“故善士赵公墓誌铭”。碑额呈半圆形，内刻“姓赵讳禾墓铭”六字，外刻莲花及梵文，为明朝天顺五年 (1461) 立。
碑文中，可清晰辨认出赵禾生平，以及从曾祖赵益至10个孝孙共6代的家谱。“汉文碑刻的反面，还有梵文，多已残损。”段进明说，院中还有一块明景泰四年 (1453) 的碑谱“太源郡卜筮王公墓志”，也有关于家谱的记载。这些为研究白族各家姓氏源流及佛教传承提供了史料。
纳西族汉文、东巴文家谱并存
“诚心报国”“诚心报国”“诚心报国”，矗立于丽江古城中轴线上的木府议事大殿，高悬着三块内容相同、年份不同的黑底金字匾额，落款分别为“大明洪武癸酉年 (1393) 九月世守木得敬立”“大明永乐丙戌 (1406) 木初敬立”“大明嘉靖辛酉 (1561) 木高敬立”。自宋理宗宝祐元年 (1253) 至清雍正元年 (1723) 改土归流，470年间，木氏家族共传承22代土知府。
“一座木氏土司府，半部纳西民族史。”木氏第48代嫡系传人木光 (纳西族) 在丽江古城一间茶馆接受采访时介绍说，木氏家族现今流传于世的家谱共有3种，一为 《木氏宦谱》，一为 《木氏宦谱图文世系考》 (以下简称图谱)，还有一个碑谱。
木氏家谱三种版本并存
在丽江东巴文化博物馆，记者见到了摆在橱窗里的木氏碑谱，高约3米、宽约1米。碑额上从右向左，篆有“木氏历代宗谱”六字。
“说起那块碑，当年还是我帮忙找回来的呢。”现年88岁的木光，精神矍铄，侃侃而谈。“文革”时“破四旧”，立于丽江市古城区金山乡东元村莲湾小组的木氏宗谱碑被推倒，村民们将石碑垫在水里，当作河边石洗衣服。“拨乱反正”后，宗谱碑被送到黑龙潭边上。“撂在那，好几年都没人管呀，日晒雨淋的。后来是我听村里人说起，这才把它送进东巴文化博物馆。”
木光说，碑谱所载，三十四世祖木懿及其以前都是正宗，与 《木氏宦谱》 相同。如用纳西语音译成汉字，还有父子连名的特点。“到了三十五世祖，《木氏宦谱》 写的是木懿长子木靖，于康熙五年(1666) 袭父职诰命未到已病逝。碑谱记的是木懿四子木榽，因有战功被授千夫长。所以，这才有了两个版本。我是长子一脉，东元村是四子一脉。”
“你们这墙上挂的‘一世祖蒙古爷爷’，又是怎么回事？”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中心副主任陈建华，指着茶馆墙上一幅画问。只见画中，有一老者，身披红袍，手持白卷，端坐石上。
木光的女儿木志玲从旁解释道：“蒙古爷爷是图谱中的版本。”图谱是清道光辛丑年 (1841) 木汉所制，原藏于大理州宾川县鸡足山悉檀寺，“文革”时寺庙被毁，庙中和尚背着图谱逃下山来，现存大理州宾川县志办。图谱删去了前面14世代，将十五世祖变更为一世族爷爷，并改变了其身世，说他是西域蒙古人，“这有可能是，当时为了迎合清政权的需要。要知道，改土归流以后，木氏土司走向衰败，将始祖追溯至蒙古人，也许是为了能得到满清统治者的信任和重用。”
记者好奇，木氏家谱全由汉文写成，为什么不用纳西族东巴文？ 木光说，继承土司职位，必须满足3个条件：汉文功底好、立下战功、威望高。“我小时候会说纳西语，但不学东巴文。祖宗们用汉文修家谱，才能与中原朝廷互相沟通。1952年以前，我就住在木府里。我知道，族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东巴文不进木府、不进古城。木府门前匾额上‘天雨流芳’四个字，其实是纳西语‘读书去吧’的谐音，鼓励族人学习汉族文化，参加科举考试。现在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政府正在大力推广东巴文，你看街上店招都加了东巴文。”
纳西族祖先与藏族、白族同宗
“东巴，在纳西语里，意为活佛或智者。”在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图书馆，馆长李瑞山 (纳西族) 一边讲解，一边向记者展示馆藏文物，包括占 卜纸牌画、祭祀法杖和东巴经。
李瑞山介绍说，木氏历代宗谱碑的序文前11句，其实用纳西语描绘人类诞生之前的神话世界。从第12句开始是娶天女的第一世天神，至第七世天神“草羡里为”娶天女生三子：老大是藏族祖先，住土房；老二是纳西族祖先，住木房；老三是白族祖先，住瓦房。“这些生动反映了纳西族与藏族、白族先民之间同宗共祖的兄弟关系。所以，我们这里有藏族的东西并不奇怪，民族交融自古就有。”
在李瑞山的推荐下，记者见到了66岁的东巴纳西族老人和国伟。他家墙上，挂满了五彩斑斓的东巴画。和国伟坐在沙发上，认真地演唱祭祀、请战神时才会唱的东巴经，并详细讲解了自己的家谱。他说：“纳西族主要分为四大支，素、叶、梅、和。木氏土司在明太祖朱元璋赐姓以前，其实属于素支；我是属于叶支。”
和国伟用音译方式简单撰写的17代家谱，是一份父子连名家谱。他说，他们的一世祖“尤老板读”曾住在香格里拉，第8代“伟刷伟高”开始搬到丽江，第9代开始在丽江定居下来。“以前，我父亲‘伟安伟和’还住在乡下的坝子上。公寓这里，是我新搬来的。”
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李德静分析说，用东巴文写就的家谱多半藏匿于东巴经中，与家族迁徙的历史糅合在一起。“在丽江城里，纳西族人已改用汉字来修家谱；只有在偏远的山区，才用东巴文写家谱。”
和国伟告诉记者，“东巴信仰东巴教，掌管祭礼。我小时候跟着叔叔去做法事学了一些，后来又荒废了。直到40多岁，才正式学习东巴文，知道什么场合念什么经。”
“那您的儿孙还学吗？”记者问。
“儿子不学了，也学不会，今天学明天忘。不过，我要让孙子好好学习。现在像我这样会念多种经卷的东巴，已经不多了，丽江大概只有10个。东巴文化还是需要传承下去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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