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追根溯源、寻根问祖的传统，体现了华夏儿女的民族自尊、历史自重和文化自信。这种传统有许许多多的表现，其中一项就是对姓氏文化的重视。在中国，姓氏不仅是社会成员称呼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标明家族来源和血缘关系的一种文字符号；不仅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而且与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紧密相连。
中国姓氏文化的悠久历史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姓氏的国家。在距今约3400年的商代甲骨文中，就已经有明确的姓氏文字。如果从古史传说算起，华夏先民开始使用姓氏时间可往前推到原始社会后期，历史至少在5000年以上。相比之下，其他文明古国如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的人们都只有名而无姓；英国的贵族到11世纪开始使用固定姓氏，平民到16世纪才普遍使用姓氏；意大利各城邦国家在19世纪开始使用，日本平民在19世纪70年代开始使用，泰国、土耳其等国家甚至在进入20世纪后才开始使用。
中国姓氏的出现，是原始社会后期社会发展的产物。在原始社会的旧石器时代末期，华夏先民开始摆脱原始群状态，进入氏族社会。当时的人们对种族繁衍规律有了一定认识，为制止乱伦、乱婚等现象，氏族实行族外婚制，并确立了区分各个氏族的图腾符号。后来，图腾符号逐渐演变成了能够更直接表明氏族世系的称号——姓氏。伏羲“正姓氏，通媒妁”、女娲“定姓氏以判万民”等传说，就是对姓氏起源的描绘。在氏族社会，姓和氏是分开的。姓用于指称源于同一始祖、具有共同血缘关系的人，而氏用于指称某个具体氏族中的人。由于最初的氏族社会是母系氏族社会，因此正如汉代许慎《说文解字》所说，“姓，人所生也……从女从生”，中国最古老的姓大都带有“女”字，如姬、姜、姒、妫、姞、妘、婤、姶、嫪等。氏则通常按其居住地或某种动植物、无生物来命名，如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黄帝姓姬，号称轩辕氏、有熊氏、天鼋氏，炎帝姓姜，号称连山氏、烈山氏。
约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建立，中国开始进入奴隶社会。夏商周三代是中华文明日臻繁盛并形成独特风格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国姓氏快速发展和逐渐成熟的历史时期。特别是西周以后，随着分封制和宗法制的实行，形成了一套严格的姓氏制度。当时，姓氏只是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等奴隶主贵族才有，平民、奴隶往往有名字无姓氏。姓和氏仍然分开使用，姓的功能在于“明血缘”、“别婚姻”，配合实行“同姓不婚”制度。姓的数量比较有限，而且主要用于称呼女性贵族。男性贵族虽然有姓，但更多的是用氏来称呼，氏的功能在于“标身份”、“别贵贱”。相传周公旦兼治天下，先后分封了71国，其中姬姓有53国。同姓贵族通过氏来标明宗法身份，即《左传·隐公八年》所言：“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氏的命名方式有许多种，有的以世系为氏，如诸侯之子以公子为氏、公子之子以公孙为氏、公孙之子以祖父之字为氏；有的以封国为氏，如姜太公因被封于齐国而称齐氏；有的以采邑为氏，如商鞅本姓姬，按世系称公孙鞅，被封于商地后按采邑称商鞅；有的以官职为氏，如司马氏、司徒氏；有的以居住地为氏，等等。因此，氏的数量明显超过姓的数量，《左传》称春秋时期“某氏”者有654处，而据明末清初顾炎武《日知录》所载，春秋时期的姓却只有40多个。
公元前221年，秦王朝结束战国分裂局面，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随着奴隶主贵族宗法统治的解体，与之相应的那套姓氏制度也被废除。姓氏不再作为标榜贵族身份的标志，一般平民也开始有了自己的姓氏。姓与氏之间的区别逐步消失，合而为一。到了汉代，中国姓氏制度基本趋于稳定和普及，每个家族有了自己固定的姓氏，子孙后辈代代相传。此后各个时代，中国姓氏在数量上增减损益，在称谓上承变相交。据统计，汉代王符《潜夫论·志氏姓》、应勋《风俗通·姓氏篇》各收姓氏500个，唐代林宝《元和姓纂》收姓氏1404个，宋代邓名世《古今姓氏辨证》收姓氏2101个，郑樵《通志·氏族略》收姓氏2288个，邵思《姓解》收姓氏2568个，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收姓氏3766个，明代凌迪知《万姓统谱》收姓氏3557个、王圻《续文献通考》收姓氏4657个，清代张澍《姓氏五书》收姓氏5129个。2010年祖国大陆出版了一本《中国姓氏大辞典》，收录了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绝大多数汉字姓氏，数量竟达23813个。其中，单字姓6931个，复姓和双字姓9012个，三字姓4850个，四字姓2276个，五字姓541个，六字姓142个，七字姓39个，八字姓14个，九字姓7个，十字姓1个。
中国姓氏文化的丰富内涵
回顾中国姓氏文化史，可谓浩瀚无垠、颇为壮观。每一个姓氏背后，都有年深月久的历史和极其丰富的故事。中国姓氏文化，不仅直接地体现了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特点，而且也形象地记载了中华民族交流融合、生成生长的历程。
中国姓氏文化是中华社会发展的生动写照。姓氏是各个时代的产物，因此反过来也可以用于考察各个时代的情况。早在原始社会后期，华夏大地上就开始了姓氏创制。姓氏的出现，反映出华夏先民们对“同姓相亲，其生不蕃”规律有了正确认识，标志着婚姻制度的巨大进步。到了周代，姓氏数量迅速增多，反映出周朝统治者实行大规模分封的史实；同时，姓氏命名和使用的严格规定，又说明了周朝社会各个阶层森严的等级制。秦汉时期，姓氏合而为一并且得到普及，反映出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大一统的需要。此后各个朝代，姓氏数量总体上呈现持续增多趋势，创制命名方式更趋多样。按照宋代郑樵《通志·氏族略》归纳，宋代姓氏的来源已达32种之多，或以封国为姓氏，如虞、夏、商、宋；或以采邑为姓氏，如崔、卢、鲍、晏；或以居住地为氏，如嵇、蒙、桥、颍；或以世系为氏，如公子、公孙；或以官爵为氏，如王、侯、太史、司马；或以技艺为氏，如巫、卜、陶、屠；等等。分析姓氏的来龙去脉，犹如品读一部百科全书，可以直接间接地了解各个时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的情况。
中国姓氏文化是中华民族融合的有力见证。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大家庭，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从未间断。这在姓氏文化的发展上也得到了充分体现。以中华民族的先祖之一黄帝族为例，相传黄帝族早先是居住在今陕北黄土高原上的一个氏族，后来发展为一个包括25个氏族、12个胞族的庞大部族集团。在此期间，黄帝族的姓氏从单一的姬姓扩大为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等12姓。不难看出，在中华民族起源阶段，民族融合和姓氏发展就如影随形、关系密切。在此后的数千年里，中华民族的融合更加频繁、更加紧密，姓氏在其中的作用更加凸显。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赐姓、改姓等现象。据传，“赐姓命氏”在虞舜时就已出现，不过大规模的使用还是在后世。在封建社会，赐姓是历代帝王维系统治的一种惯常手段，客观上有效促进了民族融合。如在唐代，文武大臣因功受赐国姓李氏的，不仅有徐、安、杜等汉族姓氏，而且有鲜于、阿布、阿跌、舍利、朱邪等少数民族姓氏。又如明代七下西洋的郑和，本是姓马的回族人，因随明成祖起兵有功而被赐姓郑。改姓的情况也很常见，如北魏孝文帝在鲜卑等少数民族内部推行姓氏汉化政策，带头将自己的国姓拓跋改为汉姓元，又将早期追随拓跋氏开创北魏王朝的99个鲜卑部落姓氏改为汉姓，包括乌兰石氏改乌氏、步陆孤氏改陆氏、独孤浑氏改杜氏等。可以说，中国姓氏发展是中华民族融合的结果和佐证，也是其载体和媒介。不论是汉族还是各少数民族，都对中国姓氏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据统计，目前仍在使用的中国人姓氏超过7000个，汉族姓氏和少数民族姓氏大约各占一半。
海峡两岸姓氏文化的深厚渊源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如其他许多方面一样，海峡两岸的姓氏也有着极其深厚的渊源关系。台湾的绝大部分姓氏都来自祖国大陆。据统计，台湾目前有姓氏1989个，其中单字姓1417个，复姓533个，三字姓34个，四字姓5个。台湾人数最多的十大姓氏为陈、林、黄、张、李、王、吴、刘、蔡、杨，除林、蔡2个姓氏外，其余8个姓氏也同样位列祖国大陆的十大姓氏(王、李、张、刘、陈、杨、黄、赵、吴、周)。在台湾前100个姓氏中，则有75个位列祖国大陆的前100个姓氏。因此，海峡两岸的姓氏不仅在具体称谓上存在高度的重合性，而且在人口分布上也存在很强的同构性。
海峡两岸姓氏的密切关系经过数百年的积淀，已经牢牢镶嵌在台湾同胞的精神深处。在台湾，许多姓氏都建立了宗祠，用于记录本姓的发展历史、纪念同姓的杰出人物，而且通常都撰有姓名联，如台北市陈氏大宗祠的“三君翊汉光乔梓，二阮扶唐驾竹林”，台南市吴氏大宗祠的“八闽孝子裔，三让帝王家”。台湾的不少人家凡遇红白喜事，就在门口挂出标有本姓出处的灯笼，如颍川陈、南阳张、天水赵、太原王、汝南吉、京兆杜之类。台湾的乡村大多按照以姓冠村的方式命名，如谢厝寮、三姓寮、刘厝、张厝、钱厝坑、江厝店、许厝港、何厝庄等，村名直接体现了该村的姓氏结构或来源……如此种种，都体现出台湾同胞对祖国大陆渊源的认同、尊敬和怀念。这种情感历久弥坚，即使遭遇外敌入侵也是不会轻易割断、中止或转变的。19世纪末日本侵占台湾后，强令台湾人民改汉姓为日本双字姓。台湾人民竭力保留自己的民族传统，或用堂号取代原姓，如陈改为颍川、王改为太原；或采用历史典故改姓，如刘改为中山；或采用名人佳句，如李改井上(出自孟子名句“井上有李”)。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由此可见一斑。宝岛光复后, 台湾人民不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迅速恢复了原来的汉姓。
姓氏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又是现实存在的纽带。海峡两岸同胞名同姓，姓同源，源同宗。人人皆有、代代相传的姓氏符号，根同一系、本自一源的姓氏文化，把海峡两岸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不仅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还必将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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